发布时间：2021-06-30
前言：
今年6月8日，我写了一篇《地产公司商票高增长下的隐忧》，指出2020年高杠杆房企对商票的依赖度显著增强，尤其是“三道红线”踩线较多的房企，这种方式长期来看难以为继，也有绕开“三道红线”制度之嫌。6月30日，财联社发布消息：央行等监管部门已经出手，将“三道红线”试点房企的商票数据纳入其监控范围，要求房企将商票数据随“三道红线”监测数据每月上报。这一政策算是对此前政策的补丁，将商票也纳入监管范围。
一、财联社消息
财联社记者获悉，央行等监管部门已经出手，将“三道红线”试点房企的商票数据纳入其监控范围，要求房企将商票数据随“三道红线”监测数据每月上报。
不过，据知情人士透露，目前商票数据暂未被纳入“三道红线”计算指标，不排除未来被纳入计算的可能性。倘若商票数据日后被纳入“三道红线”指标中的有息负债指标计算，未来房企降负债压力将进一步加大。
2020年8月，监管部门为控制房地产企业有息负债规模，对重点房企按“红-橙-黄-绿”四档管理，并设置了“三道红线”，具体为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大于70%；净负债率大于100%；现金短债比小于1倍。试点房企须在2023年6月30日前完成降负债目标。
随着房企“三道红线”以及银行涉房融资“两道红线”陆续出台，房企融资被戴上了“紧箍咒”。上交所数据显示，受“三道红线”等行业政策影响，2020年房企筹资活动显著收缩，筹资活动现金流较上年大幅下滑94.43%。
在融资环境持续收紧及降负债压力下，不被计入有息负债的商票，进一步受到房企的追捧。数据显示，去年房企商票承兑规模总体上呈井喷式增长。据上海票据交易所统计，2020年TOP19房企总体商票承兑余额达到3355.74亿元，较2019年增长36.59%，占全国商票承兑总量的9.27%（疑计算错误，2020年末全市场商票承兑余额为22890.77亿元，占比应为14.66%）。
据悉，商票是企业利用自身信用，签发给上下游合作方的支付结算工具。这种票据经过背书可以在票据市场合法买卖与转让，最终再由出票人向持票人依据票面条件进行兑付，因此演变成了一种基于企业商业信用的融资工具。
“房企之所以依赖商票，是因为其是一种非常好的‘赊账’方式，能够利用房企强势的地位去和供应商等合作，进而形成一些便利的融资条件，能够降低房企付款的压力。”一位房地产研究机构高层告诉财联社记者。
于房企而言，商票不失为一种不错的短期融资工具，流程简单，不会计入有息负债，仅以应付账款、应付票据体现在负债表中。部分房企开给供应商的商票还会进行一定贴息，根据房企信用程度、商票承兑时长等，贴息率有高有低。
除房企签发给供应商外，银行有时也会以商票形式，去变相贷款给房企融资。
对于日前央行将重点房企的商票纳入监控范围，多位分析人士认为，这与今年以来多家房企出现商票未能按期兑付现象有关。
在“三道红线”试点房企商票数据被纳入监管部门监控范围后，有房企高层向财联社记者表示，“针对房企的融资监管已变得越来越严了。”
二、主要房企”三道红线“踩线情况
2020年，央行和住建部为限制房地产企业高杠杆扩张，推出“三道红线”融资新规，踩中红线数量越多的公司，表明其杠杆程度越高，因此需要对其融资进行限制，而这进一步会促使高杠杆房企增加商票的开立。2020年主要的16家房企”三道红线“踩线情况如下：
注：净负债率>100%，剔除预收资产负债率>70%，货币短债比<1，表示踩线
三、主要房企商票规模
2020年，这16家地产公司商票余额合计3252亿元，较2019年末增长44.28%，远高于整个商票余额的增速（19.77%），也就是说2020年商票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来源于房企商票签发量的增长。
2019-2020年16家房企应付商票余额变化如下：
单位：亿元
由上文可知，中国恒大、华夏幸福、绿地控股、碧桂园、融创中国这些踩线较多的房企不仅商票签发量大，而且2020年均出现大幅增长；而金地集团、招商蛇口、华侨城A、龙湖集团这些不踩线房企则几乎不签发商票。房企的杠杆程度与商票签发量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，杠杆越高，商票签发量通常越高。
如果这种情况不及时纳入监管，随着房企融资政策的收紧，高杠杆房企如果实际杠杆率一时降不下来，为符合监管杠杆要求可能采取增加商票的方式，虽然名义杠杆率下降了，但并不能反映其实际的杠杆水平，潜在的风险会越来越大。所以说，“三道红线”试点房企商票纳入监管相当于打了一个政策补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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